首页法院概况新闻中心法学思想法官风采法苑文化裁判文书普法天地专题报道法律法规法院公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问题及建议--以刑事案件被害人权益保护为视角

发布时间:2015-07-13 16:02:30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存在问题及建议

--以刑事案件被害人权益保护为视角

           河北省南和县法院  胡瑞科

 

论文提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确立是法治的进步,对及时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节约诉讼资源,起到了重大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的进步,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暴露,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立足司法实践,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及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粗浅建议,以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更好的发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

以下正文:(全文8209字)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集体财产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请求赔偿的诉讼活动。[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确立是法治的进步,对及时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有效保护被害人的权益,节约诉讼资源,起到了重大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法治的进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及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暴露,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缺陷

目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主要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该条规定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供了实体法上的依据,并提出了对被害人优先赔偿的原则。《刑法》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也规定了被告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方式。《刑诉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刑法》、《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规定,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仍存在不足,具体问题主要有:

(一)被害人民事权利救济途径的立法规定存在冲突。

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对被害人民事权利的法律救济,是通过人民法院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但《刑法》第六十四条又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这意味着,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某些经济损失,由司法机关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但究竟由谁来行使追缴、责令退赔、返还的职权,《刑法》、《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以致司法实践中,判决生效如何执行刑事判决书中所判决的追缴和责令退赔内容,由谁提起执行、由谁来执行、执行措施如何实施等都产生争议,司法实践中,部分被害人要求法院执行判决主文中的追缴、责令退赔等条款,但大多数被告人追缴、退赔等条款无法实现,执行无果,被害人持生效判决书上访、告状,造成大量的问题无法解决。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证据与普通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冲突。

2001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在民事诉讼中采用优势证明原则,即“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而刑事诉讼对定案证据的要求是确实、充分,并能够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但对附带民事诉讼中采用何种证明标准,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明确,如果附带民事诉讼适用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那必然导致刑事诉讼中不足以认定有罪的行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也不能构成侵权,而在独立的民事诉讼中却可能构成侵权;如果附带民事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这就有可能出现在刑事诉讼中不足以认定有罪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未必不构成侵权。

(三)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民刑事、民事司法解释存在矛盾。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明确规定被害人对精神损害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最高人民法院20031230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的不同司法解释在精神损害是否可纳入附带民事诉讼问题上存在冲突。[2]

目前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限于赔偿物质损失或经济损失,请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规定与《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失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精神损失赔偿的规定发生严重冲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批评。以致造成一些当事人千方百计的选择民事诉讼解决人身损害纠纷,而不愿意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

(四)财产保全立法缺乏可操作性。

一是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规定不明确。《刑诉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居住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在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十五日内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措施。” 该解释明确了在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前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可以要求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但该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人民法院如何判断受理刑事案件前那些人是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缺乏明确的规定。二是只有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不足以保护被害人权益。刑事案件从发生到人民法院受理,历经公、检、法三个阶段,跨时数月甚至数年,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属有足够的时间转移、隐匿财产,因此只有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不足以保护被害人权益。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常见问题

(一)民事赔偿对具体量刑的影响不明确,导致被告人尤其是财产型犯罪的被告人赔偿积极性不高,被害人的损失无法挽回。

一是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无明确从轻进行量刑的法律依据。《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认定其悔罪表现,并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该法条并没有明确规定“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情况”是全部赔偿还是部分赔偿,也没有明确“量刑时予以考虑”是从轻还是减轻处罚的情节。因而造成司法实践中存在理解的偏差。有的法官认为,“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就是全部赔偿了损失,没有全部赔偿的,则不能从轻处罚,该观点也是主流观点;有的法官则认为,被告人在判决时并不一定要全部赔偿被害人,只要被告人有赔偿的真诚态度并取得被害人充分谅解,对被告人就可以从轻处罚。而对于“量刑时予以考虑”,统一的观点都认为是从轻考虑,但是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将民事赔偿作为何种量刑情节具体进行量刑及适用何种量刑幅度,造成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量刑时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不利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是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后刑事责任方面无法获得减轻处罚,导致被告人尤其财产型犯罪的被告人赔偿积极性不高,被害人的损失无法挽回。《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可以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但没有明确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这会削弱被告人赔偿的积极性,不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还会造成被告人间的不公平。这一现象在财产型犯罪中尤为突出。某法院2011年审结的王某诈骗罪一案,被告人王某诈骗被害人周某29万元,被害人强烈要求挽回损失,但由于其犯罪数额当时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量刑在十年以上,即便被告人及家属愿意积极赔偿但仍要对被告人在十年以上量刑,导致被告人及其家属不愿意退赔,被害人的损失挽回无望。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允许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诉讼,损害了被害人的利益,与立法的基本精神不符。

《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解释明确规定对精神损害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上规定排除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就受到的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可能性,甚至排除了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单独就精神损害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可能性,本人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于民事部分和刑事部分一并审理,因此,针对这种特殊性,在程序上做出一些不同于一般民事诉讼案件的适当调整是合理的,比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但是不能因为民事部分和刑事部分一并审理,就将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之外,甚至排除了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可能性。

根据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被害人在民事方面当然享有物质损失获得赔偿的权利,也同样享有精神损害得到赔偿的权利,被害人有权充分要求以上损害得以全面救济。但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却规定被害人只能就物质方面的损失主张权利,被害人由于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权被无理剥夺了。法律一方面从实体与程序上授予公民人身权利被侵害时得到救济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法律中又从实体和程序上予以剥夺。这种现象同刑事附民事诉讼制度的制定目的及我国的整体立法精神是矛盾的,也难以体现法律的公正。

(三)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则要缴纳诉讼费用。

某法院20129月受理一起交通肇事罪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治疗尚未终结,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就已经发生的医疗费用进行了处理。20135月被害人治疗终结并鉴定为七级伤残,被害人就后续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和残疾赔偿金提起诉讼。但该诉讼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属于单纯的民事诉讼,如何立案出现了争议,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案刑事案件已经审结,按民事案件立案,被害人要缴纳诉讼费用,并且缴纳诉讼费后审理赔偿范围标准还要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标准执行,这对被害人明显不公。因此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还要缴纳诉讼费用。虽然可以申请减免,但是否获得法院的批准,则要看法院的态度,当事人无法获得准确的期待。这一问题应从立法层面解决。

(四)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难以执行,被害人实际获得的受偿程度过低,也削弱了这一制度的作用。

实践中,很多犯罪分子(特别是抢劫、故意伤害、杀人等犯罪)一贫如洗,而其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甚至使一些被害人的家庭陷入绝境。即使被害人或其家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几无获得赔偿的可能,因为鉴于被告人被羁押服刑等因素,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后难以执行。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20106-20136月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76件,其中调解52件全部得到履行;判决24件,仅有6件得到部分履行,附带民事部分执行到位率仅18%,这就打击了被害人或其家属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积极性,削弱了这一制度的作用。

(五)交通肇事罪附带民事赔偿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否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规定不明确,损害了法律尊严。

《刑诉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伤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责任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只是明确交通肇事罪附带民事诉讼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并没有明确死亡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是否赔偿。新《刑诉法》实施后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在此类案件审理中,如果肇事车辆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并且保险限额足够理赔就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予以支持。如果肇事车辆没有投保交强险或商业险,或投保但保险限额不够赔偿,各地法院对此分歧较大,做法也不尽相同。同样是致人死亡、伤残,有的地区法院判决被告人赔偿死亡培偿金、伤残金,但有的法院却判决部分承担或不承担,不但损害了被害人的权益而且严重损害了法律的统一和尊严。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问题的对策

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根本之策是加强完善相关立法。

(一)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时,应予立法明确支持。

由于我国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都将被害人的权利主张范围限制在物质损失方面,精神损害未予考虑,致使被害人受到的损害得不到充分而全面的赔偿,权利救济落空。而从实质上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然是民事诉讼,属民事法调整的范畴,理应适用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从立法上看,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已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2001226颁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民事侵权行为遭受精神损害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最高人民法院20031230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而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这从根本上肯定了公民的精神利益受法律保护,不得侵犯。

从理论上讲,刑事案件的被害人遭受到损害,无论是物质上的损害,还是精神上的损害,都应当得到赔偿。犯罪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都是对人身、生命、健康、财产、名誉等的侵害,仅从对权利的侵害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如果精神损害可以量化的话,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一般也应大于民事侵权行为。程度低的仅仅构成违法的精神损害可以赔偿,程度高已经构成犯罪的精神损害反而不能赔偿,从道理上就讲不通。按一般人的常识,杀人、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侵权行为,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痛苦肯定比一般侵权更为严重,如果将犯罪行为强行排除在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之外,将会造成这样一种现象: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如果侵害程度较轻而不构成诽谤罪,被害人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如果程度较重而构成了诽谤罪,被害人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受到一般侮辱,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如果遭到了强奸,却无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实在有违公平正义,客观上引发了一些被害人不断上访的现象。

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纳入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有以下理由:(1)国外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一般都具体规定了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保护,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3条之规定。[3](2)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是全面具体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迫切要求,不仅是实现法律公平的需要,也体现了法治人文关怀及对当事人的人权保障。(3)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可以有效地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只有使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民法及其司法解释统一起来保持我国法律体系的科学、完整与统一并符合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要求,才能有效地惩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以及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不仅应把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锁定于自然人,还应将其适用对象扩大至法人的精神损害(法人精神利益)(4)为使犯罪分子承担全部刑事和民事法律责任,应当把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诉讼之中。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在一定条件下往往是能够相互转化的,且恢复精神损害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

据此,我国法律应将精神损害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实行全面赔偿原则,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建议采用归纳直接罪名方式允许提起精神赔偿,对于涉及强奸、侮辱、诽谤等犯罪的被害人可以就精神损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被害人索赔精神损害的赔偿项目和赔偿标准问题上应该通过法规明确规定相应的幅度,以便实务操作中掌握。

(二)加大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力度,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司法救助机制,解决附带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

《刑诉法》第一百零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根据物质损失情况做出判决、裁定。”这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加大调解力度是解决附带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的有效途径。司法实践中附带民事案件调解的基本履行到位,不存在执行问题。

针对附带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应建立以刑事责任人赔偿为主,国家适当补偿为辅的救助机制。由国家对被害人的权益进行一定的保护。该制度由政府专门机构负责,经费来源由财政解决,明确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了物质损失,法院判决后得不到执行的,政府有义务先行垫付一部分或全部。国家应鼓励被害人(及其家属)积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犯罪人确实无力赔偿时,对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家属),利用救助基金给予适当的救助。这样,使困难的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得以继续,伤病的被害人的治疗有保障,有利于消除其仇恨、报复心理,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明确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时,免交诉讼费用。

在未改革目前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前,因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不同的诉讼方式所获得的赔偿有时差异甚大,当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时,应从立法的层面明确规定其可以免交诉讼费用,消除其顾虑,让其可以放心选择不同的诉讼方式维护其合法权益。国家收取诉讼费用的目的主要时节约诉讼资源和防止当事人滥诉[4],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大多是无辜的受害者,无滥诉之嫌,国家应对其进行司法救济,不应在这方面节约诉讼资源。

(四)明确在交通肇事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支持死亡、伤残赔偿金,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后可以从轻或应减轻对其的刑事处罚,适当地实行控辩交易。

《刑诉法》第二百二十七条、二百二十八条、二百二十九条明确规定部分公诉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但笔者认为还应进一步明确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后可以从轻或减轻对其的刑事处罚,适当地实行控辩交易。这样首先维护了刑法的严肃性,构成犯罪就应受到惩罚;其次,此举并没有减低犯罪成本,即使其完全退赔仍受刑罚追究,没有让其在犯罪中受益;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被告人及其家属进行退赃和赔偿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也较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五)完善刑事犯罪财产保全制度方面立法。

应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刑事案件被害人持有侦查机关的立案证明,即是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居住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相关法院应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应该立法或采取公检法三家联合发文的形式,明确刑事案件发生后,在相应阶段,公检法任何一家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应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予以保全,以切实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得到实现。

总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其存在一些缺陷,不利于全面完全保护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立足司法实践,浅析该制度存在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尝试探讨完善这一制度的措施,因为水平所限诸多疏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刘金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实务与原理》,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 孙建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探析》,《兰州学刊》,2004年第2期。

[3]《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实务问题研究》,《刑事审判要览》总第12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 李洪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若干争议问题研究》,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2期。

 

 

关闭窗口


Copyright©2010 All right reserved 邢台南和法院  冀ICP备10016685号